从“竞争模型”看美国为何频频出招?中国基本对策?

发布时间:2020-09-07 12:23:18  浏览:121

◆当以“固定的利益分配”为前提,探讨与他国的利益得失,先进国家就不能允许后起国家超越,特别是在技术上超越

◆中美之间的博弈已经超出国际贸易理论阐述的“比较优势竞争”理论,上升为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当疫情大规模迅速蔓延使经济滑向严重衰退时,贸易、经济增长、就业等宏观经济指标就难以向好;当所有这些指标都不能令人满意,且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时,全力阻止竞争者经济正常反弹就十分迫切了

◆为了全力阻止竞争者,无论是贸易和经济的竞争,还是战略硬实力的竞争,抑或是表明制度优越性的意识形态竞争,都不再采取增长竞争的博弈方式,而是采取消耗竞争方式,两败俱伤成为可以接受的竞争模型

从比较优势竞争到战略竞争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特别是经济贸易大国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在世界经济学界,以往通常基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对各国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的理论分析,更多转为对国际经济贸易战略竞争的思考和担忧。

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要求我们理清思路,保持定力。在近期和远期战略选择上,要在分化中求融合、求合作,在开放中求生存、求经济可持续发展。

美国转向强调战略竞争

早在200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知名期刊《政治经济学学报》就曾发表美国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一篇论文,题为“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全球化”。该文以中国、印度经济崛起为背景,分析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益得失,认为发展中国家替代发达国家的产业优势将永久损害发达国家利益。例如,萨缪尔森认为,倘若中国真的在飞机制造方面提高了生产率,可能永久损害美国利益。

萨缪尔森的分析前提改变了,其尺度不再是建立在各国成本优势上的自由竞争,而是以固定的利益分配为前提,谈论静态竞争优势下的利益分配。从这样的尺度出发,先进国家就不能允许后起国家超越,特别是在技术上超越。

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尺度衡量,中美之间的国际分工结构建立在双方生产产品的比较优势基础上。中国显然是按照比较优势逐步跃升,在某些领域或产业赶超了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美国的经济利益或产业利益会否受到彻底损害,关键在于美国能不能另辟蹊径,构筑新的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

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产业升级计划。美国对此的高度警惕和施加的政策措施手段,使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竞争转变为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到2017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一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中国的手段,包括加剧经贸摩擦;推动经济脱钩;抑制中国科技赶超;及要求中国放弃政府对战略产业的干预等制度干预。

美国的企图是,一边消耗中国经济的实力,减缓中国经济的增长;一边在消耗中放慢中国发展或追赶速度。

因此,中美之间的博弈已经超出国际贸易理论阐述的比较优势竞争理论,上升为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战略竞争强调国家之间超出单纯经济关系的长远战略关系,以便从战略层面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美国的四重压力与遏制对手的需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及其在美国的持续恶化,使美国特别担心不同大国经济反弹的非同步性,尤其是美国经济相对实力的衰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明显下滑,是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IMF今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美国经济2020年萎缩8%。IMF预计中国是唯一在2020年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IMF还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2%,美国经济增长4.5%。

2020年二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同比增长3.2%,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下滑32.9%,创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中美在2020年经济总量差距有望明显缩小。而根据上述IMF预计,明年中美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达到3.7个百分点,实力相差将会更小。

在此背景下,美国面临四重压力:

疫情压力,疫情继续处于严重水平,使复工复产常受干扰;

经济压力,疫情带来总体经济实力的相对减弱,美国更加担心被赶超;

战略压力,时间上的紧迫性更强;

制度优越压力,美国一直声称自己是最为完美的市场经济制度,且是别国效法的标杆,然而,疫情暴露了美国自身制度的局限性,动摇了人们的信心,令美国更加担心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和经济迅速反弹所展现的制度优势。

谈到西方国家经济抗冲击能力,可以研究一下就业率和储蓄率数据。

西方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主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来维持经济运转与就业。美国就业市场遭遇疫情重创,复原的速度仍相当缓慢。截至今年7月12日,美国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20周超过100万关口。连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为1610万人,仍处于相当于去年同期水平10倍的高位。西方的经济制度决定了,政府和个人必须在抗击疫情与就业机会之间做出选择。

西方国家的家庭储蓄率多数非常低。各家庭很难独立抗击外部冲击,因此他们很难承受蔓延性疫情的持续恶化。美国的情况就更为典型。据美联储统计,2018年有39%的美国家庭连一笔400美元的应急资金都拿不出。

由此可以理解,西方各国为何早早就不惜冒着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复工复产。西方国家政府和个人都没有较强的支撑力等待疫情彻底结束。政府深知这一点,因此一开始就主张群体免疫,然后是不同程度的谨慎复工。

当疫情大规模迅速蔓延使经济滑向严重衰退时,贸易、经济增长、就业等宏观经济指标就难以向好。当所有这些指标都不能令人满意,且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时,全力阻止竞争者经济正常反弹就十分迫切了。

为了全力阻止竞争者,无论是贸易和经济的竞争,还是战略硬实力的竞争,抑或是表明制度优越性的意识形态竞争,都不再采取增长竞争的博弈方式,而是采取消耗竞争方式,两败俱伤成为可以接受的竞争模型。

因此,美国政府频繁出招,将竞选策略、经济政治战略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措施以组合拳的形式不断出台,交替使用。而且,中美之间经济反弹的差距越大,美国政府出招的频率越高,冒险性也越强。

通过这些手段,美国政府企图达到三方面的目的:

一是争取选票,赢得大选;

二是打击甚至打垮中国战略竞争力,从而削弱中国经济政治实力;

三是以意识形态对立、团结发达的市场经济盟友封锁中国,结成打压中国崛起的联盟。

当美国的战略利益超过经济利益时,主要贸易国家或相互依赖度较高国家之间的贸易脱钩乃至经济脱钩就是可能的。但美国要建立意识形态基础下的国际联盟,达到保持自身霸权地位的目的,还是相当困难的。美国的单边主义、民族主义、“美国优先”政策已经表明,各国难以从打压中国的联盟中获得利益。在打压中国的竞争中,美国是否能获胜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更需要借助外部环境,拉动自身经济的反弹,中国的率先恢复,有助于带动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大国博弈中,其他大国更愿意看到两败俱伤,而不是美国必胜,更愿意在中美博弈中抓住强化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机会。

中国的基本对策

面对美国的多层面打压,中国的基本对策首先是坚持对外开放,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国际经贸合作。中国要抓住机会,广泛且主动恢复分工合作关系,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

第二是尽可能保持与美国的贸易投资关系,同时做好贸易或经济脱钩的准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经济高度融合,共同构成完整的产业链。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生产活动是其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难以切割。创造条件,以利益为导向,留住美资是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借助外部力量粉碎美国所谓脱钩论的重要举措。

第三是保持足够威慑,做好应对更激烈冲突的准备。

第四是保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疫情的蔓延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冲击。中国有效遏制住疫情的蔓延,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反弹,成为唯一一个有可能在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大国,有利于拉动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反弹。

在坚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问题上,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没有中国经济的反弹,各国在合作中寻求经济反弹共同发展的动力将会削弱。

第五是坚持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调动企业改革创新的积极性。中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制度的质量,一个是政府宏观干预与管理能力及其有效性,另一个是企业自身的活力,即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也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制度优势和中国企业内在发展动力的担心。目前,在企业的市场经济活力方面,在政府规范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干预企业经济活动方面,还有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的地方。

第六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大国之间实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是高科技企业和政府产业支持力度的竞争。美国政府出手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再次说明,在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发展中,政府支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在企业自身创业创新的同时,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应该成为战略性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开发和采用新技术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但在大国竞争中,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往往不是完全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因此,企业和政府的两个积极性是中国走向科技强国、制造业强国的关键,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发展战略性产业。

第七是国内大循环要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

总之,必须在美国大选策略、战略竞争和大国博弈三者错综复杂的影响中,理清思路,在大变局中,推行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经济政治长期稳定发展。